去年底回台灣時，不巧碰上新莊蕭姓公務員的「勞工遊手好閒說」。
蕭小姐 Call-In 到公視《有話好說》的發言，實在很經典；一方面把考試院長關中所謂「公務員絕對不等於一般人民」以及「國家欠公務員，不是公務員欠國家」的精神發揚光大，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台灣社會的縮影，也就是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」的心態和社會價值觀。
聽到蕭小姐激動的表示「用腦力賺錢比較高，用體力賺錢收入當然比較少」的這番話，當下有很深的感觸︰原來，馬英九先生的「自我感覺良好症候群」不僅具有高度傳染性，而且重點是腦袋瓜裡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很可悲了，然而不論是蕭姓公務員、關院長、還是大小馬英九們，是什麼樣的價值 觀竟允許他們脫口而出如此歧視性的語言？而更嚴重的癥結，還是台灣社會對此似乎見怪不怪，甚至間接默許或鼓勵這類的言行舉止。不是如此嗎？把原住民「當人 看」的馬先生，兩度被六、七百多萬的台灣人民送進總統府，而所謂「人民公僕」的蕭小姐和其他習慣性失言的公職人員，也繼續領取納稅人繳交的薪水，毫髮未損。
除了驚嘆這種荒誕無稽的社會階級化，蕭小姐的說辭再度證明了多年前我曾對老公說過的話，自小就被送去日本的老公真是好狗運。
老公的家庭有台日兩支。台灣家族中，除了叔叔是牙醫，所有姑姑們都嫁了醫生；而老公同輩的一代，也都奉父母之命在聯考志願表上填寫了醫學院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個也不少。所以某天當日本舅舅隨口問還是小學生的老公，長大後要做什麼的時候，他很自然的回話說 ︰「當然是做醫生啦！」聽到「當然」兩字，眉頭糾結的舅舅繼續追問為什麼？結果搞不清楚狀況的老公竟然說︰「因為醫生比較偉大。」這下子，動怒的舅舅拖著 他到日本阿媽家的古董落地擺鐘前，打開長長的櫃門，指著大大小小錯綜複雜的齒輪說︰「你覺得哪一顆齒輪最偉大？」盯著啞口無言的他，舅舅又說︰「按照你的想法，最小的齒輪當然最不重要。要不要把它拆掉？看看鐘擺還會不會繼續動？」
還好老公不是笨蛋，看著大小不一但合作無間的齒輪們，他搖搖頭說︰「全部都很重要，一個也不能少。」舅舅又說︰「你千萬不要忘記，職業沒有貴賤之分。更何況，如果一個社會裡面全部都是農夫，沒有人會餓死；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當醫生，我看你要怎麼活下去？」
第一次聽到老公回憶這件往事時，看得出來他除了感謝日本舅舅的當頭棒喝之外，老公的表情也帶著些許的慚愧之色。光是這一點，很小就離開台灣家人去了日本的老公真是好狗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大學畢業後在日本建築公司擔任結構工程師時，又是這一位舅舅對老公的工作嗤之以鼻︰「拜託！那種做辦公室的工作啊！沒有流汗的頭路怎麼算是正當的工作？！」
坦白說， 在這一方面日本人真是睿智，至少他們知道一個社會不能只靠所謂的白領階級。當年他們心儀中華文化，在七到九世紀之間派出無數使者到中國。兩百多年之間共有 十幾批「遣唐使」和學者去「取經」，他們帶回了唐朝的制度、文化、和藝術。然而，日本雖然是亞洲最早開始仿行中國科舉制，但也是實行此制度時間最短的國家。
中國科舉制的立意確實有其優點；它不問出身，不須舉薦，以考試成績為準，有公開平等的競爭。然而，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，卻也在社會產生了對「士大夫」階層的迷思。想想看，中國歷史上有太多例子是一輩子抱著所謂的「聖賢書」，從年輕背到白髮蒼蒼，數十年如一日終於考上個秀才或進士。難道這樣子的人生，真的會比生產糧食的農夫和築路的勞工要有意義嗎？講白一點，那些頭腦僵化的「書蟲」，他們對週遭的人或社會到底有什麼貢獻？然而，21世紀的今天，台灣社會獨尊「士大夫」的心態不減，反而已達病態的程度。
姑且不談國家的資源分配長年不公，我們的社會也充滿了歧視的態度和語言。如同考試院長關中最近在考試院會的談話，他把少子化的國安問題扯進來，強調公務人員 生活較穩定，應多生小孩，所以建議把公務人員目前的育嬰「留職停薪」制度改為「留職留薪」。關中沒有考慮到的是，所有公務人員的薪資是其他台灣人民繳納的 辛苦錢；這些不是你政府的錢，更不是隨你的喜好而分派的「恩德」。一個本應是為人民服務的職位，就這樣子變成不公平的金飯碗。關中並強調，「留職留薪」是 效法英國，但他避而不談的是英國公務員的退休替代率是31%，根本無法和上限為80%的台灣公務員的退休金替代率相比。
另一起更可恥的例子，則是日前台灣高等法院對於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等三人的刑事補償的判定。法官不僅沒有對這三人「遭受刑求被迫認罪」的檢調犯法行為而道歉，反而以「你沒做，幹嘛要說有做？」來質疑已經被判無罪定讞的三位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法院竟然還表示，「三人學歷僅有國、高中，職業是做工，怎麼能跟博士被冤一天相提並論」，作為其壓低補償金的理由。所以按台灣高等法院的理論，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七條應該廢除；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」。
比較起蘇案三人所受的待遇，今年三月初才剛在美國結束的一個案例就有很不一樣的發展。
這一位Stephen Slevin先生被新墨西哥州的一個監獄輕忽和虐待。現年59歲的Slevin，在2005年8月入監時是一個身體健康的成年人，等到2007年6月，在單獨禁閉22個月之後，他已經滿臉長長的鬍鬚，身上有褥瘡，牙齒脫落，身形瘦弱。後來Slevin控告監獄對他不人道的處置，結果訴訟的陪審團判定Slevin應獲2千2百萬美金，也就是一個月一百萬美金的賠償（不是補償）。最後的結論是這個郡監獄同意不再上訴，以交換較低的金額，所以Slevin先生將獲得1千5百20萬美金的賠償金（折合新台幣4.55億）。
這裡要附帶一提的是，Stephen Slevin先生當年入獄的原因是酒後駕車；結果執法者沒有按正常的程序進行，造成他近兩年的冤獄。在判決的過程中，法官可沒有說「你幹嘛酒後駕車？」，更沒有教訓Slevin說「錢是放入自己口袋還是全數捐出？」。Slevin的辯護律師事後對媒體表示︰「這項協議雖然聽起來金額很高，但它並不能換回他們從Slevin先生奪走的一切。然而，如果這可以防止別人在將來受到跟他一樣的苦難，那麼這一場戰鬥就是值得的。」
反觀台灣的這三位青年：11年的監禁，長達21年的官司纏身，大概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生存和死刑間徘徊，結果每一位獲得的只有500萬的補償（非賠償）。而且即便是無罪之身了，這些恬不知恥的法官還敢在他們傷口上撒鹽。台灣怎麼會是這樣野蠻的社會？我們怎麼還有資格號稱是「民主法治和人權」的國家？
「職業不分貴賤」如果只是一句口號，獨尊「士大夫」的心態若不死，台灣不論有再高的GDP，有再好的經濟發展，我們的國家永遠都只是二流的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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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到蕭小姐激動的表示「用腦力賺錢比較高，用體力賺錢收入當然比較少」的這番話，當下有很深的感觸︰原來，馬英九先生的「自我感覺良好症候群」不僅具有高度傳染性，而且重點是腦袋瓜裡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很可悲了，然而不論是蕭姓公務員、關院長、還是大小馬英九們，是什麼樣的價值 觀竟允許他們脫口而出如此歧視性的語言？而更嚴重的癥結，還是台灣社會對此似乎見怪不怪，甚至間接默許或鼓勵這類的言行舉止。不是如此嗎？把原住民「當人 看」的馬先生，兩度被六、七百多萬的台灣人民送進總統府，而所謂「人民公僕」的蕭小姐和其他習慣性失言的公職人員，也繼續領取納稅人繳交的薪水，毫髮未損。
除了驚嘆這種荒誕無稽的社會階級化，蕭小姐的說辭再度證明了多年前我曾對老公說過的話，自小就被送去日本的老公真是好狗運。
老公的家庭有台日兩支。台灣家族中，除了叔叔是牙醫，所有姑姑們都嫁了醫生；而老公同輩的一代，也都奉父母之命在聯考志願表上填寫了醫學院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個也不少。所以某天當日本舅舅隨口問還是小學生的老公，長大後要做什麼的時候，他很自然的回話說 ︰「當然是做醫生啦！」聽到「當然」兩字，眉頭糾結的舅舅繼續追問為什麼？結果搞不清楚狀況的老公竟然說︰「因為醫生比較偉大。」這下子，動怒的舅舅拖著 他到日本阿媽家的古董落地擺鐘前，打開長長的櫃門，指著大大小小錯綜複雜的齒輪說︰「你覺得哪一顆齒輪最偉大？」盯著啞口無言的他，舅舅又說︰「按照你的想法，最小的齒輪當然最不重要。要不要把它拆掉？看看鐘擺還會不會繼續動？」
還好老公不是笨蛋，看著大小不一但合作無間的齒輪們，他搖搖頭說︰「全部都很重要，一個也不能少。」舅舅又說︰「你千萬不要忘記，職業沒有貴賤之分。更何況，如果一個社會裡面全部都是農夫，沒有人會餓死；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當醫生，我看你要怎麼活下去？」
第一次聽到老公回憶這件往事時，看得出來他除了感謝日本舅舅的當頭棒喝之外，老公的表情也帶著些許的慚愧之色。光是這一點，很小就離開台灣家人去了日本的老公真是好狗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大學畢業後在日本建築公司擔任結構工程師時，又是這一位舅舅對老公的工作嗤之以鼻︰「拜託！那種做辦公室的工作啊！沒有流汗的頭路怎麼算是正當的工作？！」
坦白說， 在這一方面日本人真是睿智，至少他們知道一個社會不能只靠所謂的白領階級。當年他們心儀中華文化，在七到九世紀之間派出無數使者到中國。兩百多年之間共有 十幾批「遣唐使」和學者去「取經」，他們帶回了唐朝的制度、文化、和藝術。然而，日本雖然是亞洲最早開始仿行中國科舉制，但也是實行此制度時間最短的國家。
中國科舉制的立意確實有其優點；它不問出身，不須舉薦，以考試成績為準，有公開平等的競爭。然而，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，卻也在社會產生了對「士大夫」階層的迷思。想想看，中國歷史上有太多例子是一輩子抱著所謂的「聖賢書」，從年輕背到白髮蒼蒼，數十年如一日終於考上個秀才或進士。難道這樣子的人生，真的會比生產糧食的農夫和築路的勞工要有意義嗎？講白一點，那些頭腦僵化的「書蟲」，他們對週遭的人或社會到底有什麼貢獻？然而，21世紀的今天，台灣社會獨尊「士大夫」的心態不減，反而已達病態的程度。
姑且不談國家的資源分配長年不公，我們的社會也充滿了歧視的態度和語言。如同考試院長關中最近在考試院會的談話，他把少子化的國安問題扯進來，強調公務人員 生活較穩定，應多生小孩，所以建議把公務人員目前的育嬰「留職停薪」制度改為「留職留薪」。關中沒有考慮到的是，所有公務人員的薪資是其他台灣人民繳納的 辛苦錢；這些不是你政府的錢，更不是隨你的喜好而分派的「恩德」。一個本應是為人民服務的職位，就這樣子變成不公平的金飯碗。關中並強調，「留職留薪」是 效法英國，但他避而不談的是英國公務員的退休替代率是31%，根本無法和上限為80%的台灣公務員的退休金替代率相比。
另一起更可恥的例子，則是日前台灣高等法院對於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等三人的刑事補償的判定。法官不僅沒有對這三人「遭受刑求被迫認罪」的檢調犯法行為而道歉，反而以「你沒做，幹嘛要說有做？」來質疑已經被判無罪定讞的三位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法院竟然還表示，「三人學歷僅有國、高中，職業是做工，怎麼能跟博士被冤一天相提並論」，作為其壓低補償金的理由。所以按台灣高等法院的理論，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七條應該廢除；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」。
比較起蘇案三人所受的待遇，今年三月初才剛在美國結束的一個案例就有很不一樣的發展。
這一位Stephen Slevin先生被新墨西哥州的一個監獄輕忽和虐待。現年59歲的Slevin，在2005年8月入監時是一個身體健康的成年人，等到2007年6月，在單獨禁閉22個月之後，他已經滿臉長長的鬍鬚，身上有褥瘡，牙齒脫落，身形瘦弱。後來Slevin控告監獄對他不人道的處置，結果訴訟的陪審團判定Slevin應獲2千2百萬美金，也就是一個月一百萬美金的賠償（不是補償）。最後的結論是這個郡監獄同意不再上訴，以交換較低的金額，所以Slevin先生將獲得1千5百20萬美金的賠償金（折合新台幣4.55億）。
這裡要附帶一提的是，Stephen Slevin先生當年入獄的原因是酒後駕車；結果執法者沒有按正常的程序進行，造成他近兩年的冤獄。在判決的過程中，法官可沒有說「你幹嘛酒後駕車？」，更沒有教訓Slevin說「錢是放入自己口袋還是全數捐出？」。Slevin的辯護律師事後對媒體表示︰「這項協議雖然聽起來金額很高，但它並不能換回他們從Slevin先生奪走的一切。然而，如果這可以防止別人在將來受到跟他一樣的苦難，那麼這一場戰鬥就是值得的。」
反觀台灣的這三位青年：11年的監禁，長達21年的官司纏身，大概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生存和死刑間徘徊，結果每一位獲得的只有500萬的補償（非賠償）。而且即便是無罪之身了，這些恬不知恥的法官還敢在他們傷口上撒鹽。台灣怎麼會是這樣野蠻的社會？我們怎麼還有資格號稱是「民主法治和人權」的國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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